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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一生结缘,国家的需要是我永远的专业ca88手机版

浏览次数:65 时间:2019-05-24

大洋网讯 今年81岁的杜祥琬院士腰背挺直,风度翩翩,走起路来步履轻快,犹如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他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设计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作为“863”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带领一个高科技团队把我国强激光技术的研究推进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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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他仍奋战在科研第一线。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和邓稼先、于敏等“两弹一星元勋”共事数十载,为我国氢弹实验立下汗马功劳;他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设计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也是“863”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将我国强激光技术带入世界先进行列。

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东方一声巨响震撼了世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面对大漠戈壁上的擎天云团,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断言,那更像是中国人用能力和志气攥成的铁拳!人们同样不会忘记,1999年7月15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国又庄严宣告,中国早在80年代就已掌握中子弹的核心技术。这是一个振奋人心,大长中华民族士气的惊世之举!

杜祥琬     中国应用物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38年生,河南开封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1964年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是我国优秀的核武器物理学家,主持了核试验诊断理论和中子学系统性创新性研究,为我国核试验和新一代核武器研制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1987年任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成员兼秘书长,1991年任首席科学家,是我国新型强激光技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使我国在这一创新高科技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2002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2005年起任国家能源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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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辉煌的业绩,离不开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这是一支不图索取,只讲奉献,殚精竭虑,耿耿报国的科技队伍。在这只特殊的队伍里,除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于敏等著名科学家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其中一位就是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常委、国家“863”计划原激光技术专家组首席科学家杜祥琬院士。

从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的办公室窗口望出去,古老的北京德胜门城楼和现代化的立交桥,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办公室不大,办公桌前两三步远的地方,摆放着几个沙发,沙发后是洁净整齐的书柜。桌后的整面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桌上有一面小巧精致的五星红旗。窗外车水马龙的繁华街景,与室内的宁静质朴形成了水流山静样的对比。

杜祥琬

初春时节,记者如约来到了杜祥琬的办公室。记者面前的杜祥琬,举止文雅,思维敏捷,说话和声细语、一板一眼。当提及他的经历时,杜祥琬平静地说:“我这一生的工作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一个是‘核’,一个是‘光’。”于是,我们的采访话题就紧紧围绕“核”与“光”这两个字展开了。

如果不是去中国工程院之前读过一些有关杜祥琬的资料,我不可能想象面前的他是一位年届七旬的老人。杜祥琬沉稳、谦和,充满热情与活力,谈起数十年前的往事,他都记忆清晰。在他平静而饱含深情的讲述中,杜祥琬七十年平凡而壮丽的人生展现在我的眼前。

今年刚好是杜祥琬院士从事科研工作55周年。近日,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峥嵘岁月。

国家需要 两易专业

父亲

1964年,26岁的杜祥琬从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毕业回国,被分配到二机部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参与核武器的研究。他和于敏共事了50多年,今年1月,于敏逝世,杜祥琬也痛失了一位挚友,为此,他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

杜祥琬在开封读高中时,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高考升学时,他的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当时全国大学唯一的天文学系——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与此同时,国家在开封挑选两名留学苏联的预备生,杜祥琬以优异的成绩被选中。正在他服从国家需要,全力以赴学习俄语的时候,由于当时中苏关系趋于紧张等原因,我国派遣留苏学生的事暂停了,他被分配转入北京大学数力系学习。

杜祥琬的生活轨迹,在数十年的科学生涯中,有过几次重大的转折,从核武器到强激光,再到他在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任上从事能源发展战略咨询研究,都是关切到国家重大利益和发展战略的高科技。就像这所有的研究都离不开数学一样,在杜祥琬生活轨迹的起点上,伫立着一位杰出而平凡的数学家,他的父亲杜孟模。

于敏令人印象深刻

1959年,在当时二机部副部长、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主持下,国家选派30名大学生到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攻读原子能专业,品学兼优的杜祥琬再一次被选中。从此,国家的需要促使他将专注的目光从最宏大辽阔的宇宙移向最细小精微的核物理领域。杜祥琬风趣地说:“大大的宇宙没学成,却学起了小小的原子核。不过原子核与太阳系有很多相似之处。”20年多后,杜祥琬又一次见到钱三强先生,他对钱老说:“您是改变我生活道路的人。”钱老问他:“你后悔吗?”他答道:“不后悔,追随您的事业,我感到很荣幸!”

杜孟模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开封高中任教。抗战爆发后,迫于时局,开封高中迁到河南南阳石佛寺继续办学。杜祥琬出生在南阳,因南阳产玉名琬玉,父亲以其为名。抗战胜利后杜家回到开封,杜祥琬正好到了入学的年龄。

“于敏比我大12岁,理论部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大家都不称官衔,以老小相称。”杜祥琬回忆说,当时大家叫于敏“老于”,邓稼先“老邓”,杜祥琬当年则是“小杜”。“现在我们见了周光召先生,还叫他老周。”杜祥琬说。

在苏留学期间,杜祥琬和其他中国学生接到大使馆转来国内对他们学习的希望,其中提到“要着重学好中子在介质中输运的理论”。当时,杜祥琬并不理解这个指导性意见的意义,只是认为这是国家的需要,就在这方面下功夫学习。直到后来回国投入氢弹的研究工作时,从熟悉波尔兹曼方程的解开始,才对那段话的深刻含义恍然大悟。

在杜祥琬少年时的记忆中,父亲和数学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从上中学起,父亲的数学参考书对我有很大帮助。”那时,父亲给学生改卷子时,杜祥琬就注意到,许多卷子是用英语做的,中学数学中就已经有微积分。“我曾经半夜里被父亲吵醒,原来他在说梦话,是在讲课,讲函数最大值最小值的条件,和一阶导数二阶导数的关系,这是我后来学高等数学才明白的。”

杜祥琬参与了氢弹爆炸的全过程。1965年9月底,杜祥琬和于敏一起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做计算物理实验,计算哪一个氢弹原理是可行的。那时计算机的计算结果都显示在 A4纸大小的纸带上。核武器的结构有很多层,各种材料爆炸以后,每一个时间点、空间点上,都有它的温度、速度、压力、加速度等物理量。于敏突然发现,某个量从某个点开始突然不正常了。大家马上去查原因。杜祥琬就去查方程、参数,没有发现错误,做计算数学、编程序的人去查原因,也没发现错误。最后检查发现,原来一个加法器的原件坏了,换掉这个晶体管,物理量马上就正常了。

从天文转到数力,从数力转到核物理,再到后来转向激光。“兴趣服从需要,需要产生兴趣。”杜祥琬感慨地说:“首先是我个人的兴趣服从了国家的需要,同时,在国家需要的学习和研究中,我又对新知识、新领域、新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钻研进去才发现,这些新领域、新课题是那么的富有挑战性。”

后来在开封高中上学时,杜祥琬时常读到一本前苏联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因而对天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知道天文学是离不开数学的,对数学也很有兴趣,但那时,他最想学的还是天文学,高中毕业时报考了当时全国大学中唯一的天文学系南京大学天文学系。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敏高人一筹的地方就是,对物理规律理解得非常透彻,他一下就能发现这个趋势不对,那个量错了。他总是那个临门一脚的人。尽管他不愿称呼自己为‘氢弹之父’,但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他的确是起了关键作用。”

特殊事业 无名英雄

转折

隐姓埋名数十载

1964年,杜祥琬从苏联学成回国,被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时称“九院”)理论部,从此投身于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在这里,他受到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一批优秀科学家的教诲和指导。他在所承担的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方面不断深入,为核武器设计的改进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数据信息。在突破氢弹原理阶段,他曾完成多项核武器热试验诊断的理论设计与试验分析。

国家的需要第一次改变了杜祥琬的生活轨迹。

杜祥琬在上北大数学力学系时认识了爱人毛剑琴。“她书生气很足,追求者很多。”杜祥琬笑着说,他留学苏联期间,两人不断书信往来。1964年,他学成归来,1967年便与毛剑琴结婚。1968年,毛剑琴也提出要加入二机部九院,为祖国的原子弹建设贡献力量。

杜祥琬告诉记者:“我来到九所的时候正是突破氢弹的时候,氢弹要做成,热核材料必须在高压和高温下燃烧,但是如何人为创造这种条件,大家都没有经验。于是,从20多岁到50多岁的一群人便开起了讨论会。大家没有任何顾虑,在黑板上画图、写公式,提出自己认为可行的方案,然后进行计算,气氛非常民主。”

1956年,杜祥琬高中毕业,被选为留苏预备生,学习了一年俄语,但因中苏关系发生变化,一年后,杜祥琬走进了父亲的母校北京大学,在数学力学系学习。及至1959年,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的积极推动下,30名优秀中国学生到前苏联留学,杜祥琬进入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学习原子能,组织上为他选择了理论核物理专业。

当时没有大型计算机,大量计算只能用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一遍一遍核对数据,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因为当地海拔高,馒头蒸不熟,只能拿一搪瓷缸水,一口一口把馒头往嘴里喂。

1966年底,杜祥琬和另外两个青年组成的热测试理论组,带着予估的中子和伽玛谱的理论数据赴试验基地参试,获得成功。这是一次氢弹原理试验,是我国掌握氢弹的实际标志。当时的新闻公报里只称为“一次新的核试验”。杜祥琬回忆说:“当时戈壁滩刺骨的寒风和‘文革’阵阵恶浪在大家心中投下的阴影,都挡不住试验成功带来的激动和喜悦。”

当时,中国大使馆给学习理论核物理的同学转达过一点国内的希望:注意学好中子在宏观介质中的输运。“中子和输运我懂,但干嘛用的,那时并不知道。”这对杜祥琬来说是一个谜。就连同班的苏联同学也不屑地说,你学习原子核物理这么高精的科学回到中国有什么事可干?

回忆起这些经历,杜祥琬感慨万千。他说,为了国家强盛和老百姓扬眉吐气,能够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是任何物质享受难以比拟的。“当你把这件大事做成了,我们在基地欢呼啊,喝酒啊,这种享受不是说一般的你买个车、吃顿饭所能比的,它是内心的一种充实,是价值很高的享受。”

20世纪60年代,中国“两弹”研制基地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上,那里气候恶劣,冬季漫天飞雪,最低温度达零下40度。尽管后来基地迁到四川,但戈壁深处的试验现场寂寞荒凉,风沙大,水质又极恶劣。“饥餐砂砾饭,渴饮苦水浆”。杜祥琬作为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的负责人,和其他科研人员一样,摒弃世事纷扰,埋头事业,年年都有一半时间抛妻别子,奔波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各研究基地和试验现场,或在计算机旁全身心投入繁杂的理论计算,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

但在答辩毕业论文的前一天深夜,杜祥琬从广播中听到莫斯科电台播出的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他才知道,国内已经在搞核试验了,五年来在学海书山中孜孜以求的科学道路,一下子在他的面前变得格外宽广了。就在这一年,26岁的青年才俊杜祥琬从苏联回国,被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在这个中国核武器研究的龙头部门参与核武器的研究,给他的任务是参加氢弹原理的突破。

从事科研55年,杜祥琬获奖无数,屡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但因为从事工作的特殊性,他始终要对家人保密。儿子毛大庆一直不知道父母从事的具体工作,直到上了高中他才发现,自己的邻居们都是大科学家,后来才慢慢了解到,自己的父母原来是研究氢弹的。

杜祥琬和同事们在1992年出版的《核试验诊断理论》一书的扉页上饱含深情地写道:“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草原、山沟、戈壁滩上和计算机旁为我国核试验的成功献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人们!”后来有人评价这批当年参与核研究和实验的科学家时说:“他们心中只装着国家和民族,唯独没有自己。”

集体

不断挑战科学新领域

1971年,杜祥琬参与了向周恩来总理进行核试验汇报的工作。1975年在新一代核武器研究的开创时刻,他受命重组中子物理学研究室,针对新一代武器存在多个复杂过程的要求,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和一线攻关工作,提出了研究方向与课题及多种热测试手段,发展了新的物理思想和方法,为新一代武器设计和试验成功提供了重要保证。

正是在这里,杜祥琬受到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一批一流科学家的教诲和指导,为他后来长期从事的中子学精确化研究、核试验诊断研究等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从1964年参加工作后,杜祥琬一直从事中国的核武器研究,直到1986年3月,我国开始组织实施“863”计划,杜祥琬1991年开始担任“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带领我国进入该领域的世界先进行列。2002年,杜祥琬当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并分管能源学部工作,从此,又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杜祥琬和他的同事们出色的工作,使我国的核试验诊断理论在与试验密切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全面系统的发展,满足了武器研制所需的多种信息量及精度的要求,形成了系统的核试验诊断理论。与此同时,他主持研究室深入进行了核武器中子物理学精确化的研究。中子学理论计算的精确化是武器小型化和精密化的基础,它为新一代武器设计与试验的成功提供了重要保证。而这些都是在当时苏联、美国等核国家对我国实行严密封锁,没有任何外部资料和信息的情况下完成的。

中子学精确化研究是核武器小型化和精密化的基础,是新一代核武器设计与试验成功的重要保证。但当时,由于苏美等核国家对我国实行严密封锁,没有任何外部资料和信息可以参考借鉴,全所上下群策群力打响了攻坚战。1966年底,杜祥琬和两个青年科学家组成的热测试理论组,带着预先估算的理论数据赴基地进行试验,获得成功,被当时的新闻公报平静地称为“一次新的核试验”。实际上,这次核试验是我国掌握氢弹的实际标志。

从应用物理学家,到新型强激光技术的开创者,再到能源战略专家。杜祥琬人生轨迹的每一次改变,都和国家高科技发展密切相关。杜祥琬一直跟身边的年轻人说,只有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方有大成。“国家需要就是我的奋斗方向。”杜祥琬说。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他主编了内部出版的《核试验诊断理论》。他还把工作延伸到核军备控制物理学,出版了《核军备控制的科学技术基础》一书。

作为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的负责人,杜祥琬带领着同事们不断进取,开拓创新,使我国的核试验诊断理论得到全面系统的发展,为新一代核武器研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准确可靠的数据信息,形成了系统的核试验诊断理论。杜祥琬最终成为我国核武器中子学精确化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近年来,杜祥琬参与了一个项目,叫做中国能源发展战略再研究。他说,我国能源发展要从粗放低效转到节约高效,逐步告别黑色高碳转向绿色低碳。在这一过程中,可持续发展的核能是人类的财富。现在,核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可以称之为“新常态”。核电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保障机制,不能只把公众当成科普的对象,还应当让他们参与进来,要让公众成为核电的受益者。

“凝结了集体智慧的这段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后来,当有可能与国际上的同类工作比较时,发现我们的工作不仅有独创性和特色,而且有较高的应用效益。”杜祥琬这样概括“核研究”的成果。

回忆起在北京研究室、新疆戈壁滩和四川穷山沟度过的青春岁月,杜祥琬说,那是难忘的青春、自豪的青春,那时有一首歌《我们走在大路上》,唱出了我们在那个年代的心声,献身这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限自豪。

如今,81岁的杜祥琬依然工作在第一线,他还兼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近日,国务院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探索建立“无废城市”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无废城市”建设示范模式。杜祥琬表示,建设“无废城市”的潜力和潜在效益巨大。预计到2030年,我国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产值规模将达7万亿元,带动约4000万个就业岗位,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新动能。杜祥琬说,只要国家需要,他还要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这一切核研究都在秘密地进行——特殊的事业注定了杜祥琬和他的同事们要成为“无名英雄”。“我们这一拨人就是要献身的。美国有这么一拨人,俄罗斯也有这么一拨人,一个国家没有这么一拨人是不行的。”杜祥琬为自己能献身祖国这种特殊的事业而感到自豪。

“更何况,我从一开始,就是同许多站得很高的、一流的科学家在一起工作,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集体性很强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传统,从原子弹到氢弹,没有人教中国人怎么做,都是老一代物理学家自己创新、研究,带领大家突破的。”杜祥琬说,在研究院主管理论工作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先生调离时,曾留下了一幅对联:“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正是对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献身核武器事业,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团结拼搏,不断创新的真实刻画。“这个事业就是这样,一波一浪地往前走的。”

对话杜祥琬:

倾心基层 集体攻坚

崇高

科学家也要有人文素养

1975年,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工作了11个年头的杜祥琬,因为工作成绩突出,领导准备任命他为副所长。这可急坏了37岁的杜祥琬。科学研究再难他可以逐步攻下,工作条件再苦也可以克服,而如果当了所领导,就意味着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要大为减少。为此,他诚心诚意地去找上级领导说:“我要多做点具体工作。”同时,他还动员能理解他的同事们为他说情,反复表达自己留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真诚愿望。最后,周光召所长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直到1984年他才被任命为副所长。杜祥琬说:“这为我争取了9年宝贵的科研时间。”

在当时,核武器研究都是秘密进行的,这一事业的隐秘性和特殊性,让杜祥琬和他的同事们注定只能做“无名英雄”。在杜祥琬心中,他始终为自己能献身于这一崇高的事业而深感自豪。“我们这一拨人就是要献身的。美国有这么一拨人,俄罗斯也有这么一拨人,一个国家没有这么一拨人是不行的。”杜祥琬的话语中流溢着对国家利益和科学事业的忠诚。

记者:你多次强调,个人成长要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为什么?

1987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准备任命杜祥琬为副院长,据说主管中物院的二机部连任命书都已经起草好了。当时刚刚参加国家“863”计划专家组的杜祥琬就一级一级找领导,一直找到二机部的部长,诚恳地表示:“这个副院长我还是不能当,因为国家‘863’计划得全力投入。”同时,他还请出王淦昌等老科学家为他说话。由此,他再次放弃了一次提升职务的机会,在基层工作的时间又得以延长了7年。直到1993年被任命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

1948年开封解放时,杜祥琬已是十岁的孩子。当时,家里有好些进步小说,洋溢着清新的风格和解放区的味道,杜祥琬就如饥似渴地抓起来读。给杜祥琬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很厚的长篇小说《刘胡兰》,让他很感动,看得废寝忘食,妈妈叫他吃饭也听不见。“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英雄形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对我影响很大,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什么是崇高。”

杜祥琬:我出生在日寇侵略中国时期,从小就随着父母逃难。上中学时我最感兴趣的是天文学。高中毕业后,我报考的是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后来,成为河南省两名去苏联留学的学生之一,去学习核物理。回国后,我被分配到二机部的九院,当时是集中力量突破氢弹科研。很幸运的是我一回国就被分配到九院,有一大批科学家带领、指导工作。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等科学家,在国外已颇有建树,他们本可以在前沿科学的基础研究上有更大的成就,但为了祖国的建设,他们放弃在国外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全身心投入到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的科研上。他们这代人,是大科学家,有真才实学又平易近人,简单而真实,身上的使命感很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1991年4月,杜祥琬就任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他带领来自各高校、研究所不同学科的专家群体,组成庞大的“联合舰队”,在强激光各个领域展开“攻坚战”。经过艰苦卓绝的群体攻关,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舰长”,在存在多种不确定技术途径和高风险的情况下,杜祥琬主持研究和制定了符合国情的发展目标、研究重点与技术途径等发展战略与实施方案,开拓了我国发展新型强激光技术的道路,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技术途径正确、关键技术扎实、可跨世纪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路线。将“863激光技术”主题调整到符合国家需要和科技发展规律的轨道,在较短时间内,把我国强激光和强微波技术的研究推进到国际先进水平。

父亲杜孟模对杜祥琬的影响也很深远。杜孟模中学时就加入了共青团,并同开封几个进步同学一起组织了读书社,后来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还担任过学校党支部书记和东城区委书记,毕业回到河南当老师,并从事地下工作,组织青年人参加进步活动,送了不少学生去延安,曾因此被国民党逮捕,出狱后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杜祥琬说:“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

记者:你也一直跟学生讲,当科学家也要有人文素养?

杜祥琬从事的工作应用性很强,但他深知应用研究必须深深植根于基础研究的肥沃土壤之中。在从事核研究时,他深感基础核数据的重要,在几位老科学家和领导机关的支持下,成立了由原子能院牵头的中国核数据中心,建立了由几十个研究单位和高校参加的工作网。作为中国核数据委员会副主任,他从需要分析的角度推进了我国微观核数据水平的提高。在钻研核反应堆物理学中的变分法的基础上,他推导了核装置的若干积分量对微观核数据的敏感度公式,负责建立了我国核武器研究的第一个中子学敏感度计算程序。在深入分析物理图象的基础上,他提出了“非线性中子输运方程”的概念和解法。

有一次,杜祥琬在清华大学给大学生做报告,讲“两弹一星”的事迹和精神,他讲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永怀的故事: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有成就的留美学生郭永怀便回到了新中国,他和钱学森共同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后来从事核武器研究,他从试验基地回来时,飞机在降落时起火,飞机上的人全部遇难,郭永怀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身体都被烧焦了,但被两人夹在中间抱紧的公文袋内,机密资料却完好无损。

杜祥琬:是的,我总跟年轻人说,我们是搞自然科学的,但是搞什么工作都要有人文素养。因为人在这世界上首先要解决好怎么生活、怎么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也就是价值观、人生观。你不仅是一个物质的人,还一定要有精神支柱,不断地要有一种精神上的支撑和动力,比如为国家、为民族振兴。爱因斯坦曾说过“大多数人都以为,是才智成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有了这种品格,他才会有比较高的生活追求和价值观,他才能够淡泊一些世俗的利益,才能有较高的生活趣味。

20世纪80年代针对伽马射线激光和强激光核聚变研究的需要,杜祥琬和同事们对原子分子数据进行了系统的调研,并联合国内10个单位成立了中国原子分子数据研究联合体(CRAAMD),持续进行了15年的工作。他常对这支高科技团队的科研人员说:“我们从事的体现国家意志的任务是一篇大文章,大家在做好这篇大文章的同时,也要重视学科性的小文章,用小文章支撑大文章。”

1992年,杜祥琬和他的同事们出版了《核试验诊断理论》一书,他们在扉页上深情抒发自己的心声:“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草原、山沟、戈壁滩上和计算机旁为我国核试验的成功献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人们!”杜祥琬,也正是这些崇高而平凡的科学家中的一个。

记者:听说你曾经两次放弃职务提升?

杜祥琬是从事理论工作的,但他深知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的重要性。在从事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时,他同从事试验测量的试验物理工作者保持密切的合作。在试验前进行“事前予估”,试验后进行“事后分析”,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在负责“863”计划激光专家组工作时,他和他的同事们设计了一个“先期技术集成实验”系列,并于1995年至1999年间成功实施。作为实验领导小组组长,杜祥琬和大家一起制定实验方案,特别是在分解难点的基础上,科学地拟定每次实验前的“预备实验系列”。在实验现场,他和大家一道分析、切磋实验中的现象和问题,研究解决的办法。这个在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自然就是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

深入

杜祥琬:1975年,领导准备任命我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副所长,我当时找了一些同事跟周光召说,我真的不想当这个副所长,因为当了副所长后用于科研的时间就会少很多,周光召同意了我的意见。直到1984年,我才担任副所长。1987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准备任命我为副院长,甚至连任命书都已经起草好了,我找到二机部的部长说,现在“863”计划开始了,专家组任务也很重,你就别让我去当副院长了。我在基层又工作了6年,直到1993年才被任命为副院长。

回顾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杜祥琬感慨地写道:“成功是每一个奋斗者所渴望的,但值得纪录的不仅是成功。崎岖不平的道路,始料未及的问题,为克服困难、 解决问题付出的智慧和创造,这些才是成功之母,是更为深刻、更有教益、更富价值、更为激动人心的。”

1975年,理论所周光召所长要杜祥琬当副所长。“我那时就想,国家送自己去苏联留学,我从此走上了科学道路,就应该在第一线多做具体的事,只有做到了一定深度,才会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于是,杜祥琬找了好几个同事去帮他说情推辞,很诚恳地表示要在基层干,周光召见杜祥琬坚持第一线的决心很大,就同意了。这一干就是九年。

“国家‘863’计划实施以来的20年,是我最为繁忙、压力最大和绞尽脑汁的20年,也是学得多、进展大、体会深的20年。这是一段从事大科学系统工程研究的宝贵实践。”杜祥琬这样概括“光研究”的经历和体会。

当时,周光召笑言“那也不能让你轻松”,让杜祥琬牵头组建了中子物理研究室,并任命他为室主任,杜祥琬欣然从命,挑起了这个重担。杜祥琬对此很有感叹:“这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是很实在的,也很有意思,我后来做的中子学精确化研究和核试验诊断研究,相关的工作都是这九年为主,当然在这之前也有些基础,但这九年是我搞研究出成果的阶段。”

杜祥琬的学术成就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瞩目。作为中国强激光领域的“领头雁”,他经常往返于世界各地,参加基础性的学术交流。

1987年,刚刚担任两年多副所长的杜祥琬,又迎来了他科学道路的第二次转折。此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已准备让他担任副院长,但1986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高科技研究与发展计划“863计划”,将杜祥琬的研究领域从他已经从事了20多年的核武器转到强激光技术——1987年2月,杜祥琬被任命为激光专家组秘书长兼成员,协助首席科学家陈能宽院士领导专家组,负责制定并实施强激光研究发展计划。1991年4月,杜祥琬出任首席科学家。

“院士诗人” 育才情怀

“我担任首席科学家之后,要领着一班人干,这让我一开始焦虑了一段时间,就在想目标怎么定,路子怎么走,不清楚,这个东西在国际上也是不明了的事情,完全要靠着自主的、科学的论证和选择,开新路,把事做下去,做出成果来,一开始是非常困难的。”

有人认为,搞自然科学的人都是单调的,生活是枯燥的。然而,杜祥琬却感情丰富,爱好广泛。尤其是他的文学根底比较深厚,并有“院士诗人”之称。

在强激光技术存在不确定技术途径和高风险的情况下,杜祥琬主持研究和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目标、研究重点、技术途径等发展战略与实施方案,带领同事们独立自主地开拓出一条我国发展新型强激光技术的技术途径正确、关键技术扎实、可跨世纪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在较短时间内把我国强激光技术研究推进到国际先进水平。

看到白桦树被“剥皮”的苦痛,他痛心疾首,写下《白桦的无奈,良知的呐喊》一文,呼吁“林木存亡,匹夫有责;保卫生态,迫在眉睫!”做客在秃山荒岭中建起的科研所,他感慨:“地处边陲,生活清苦,是一种精神、信念凝结了一伙人;官兵和谐,内部团结,是一种情感,使他们聚而不散。”路过贝加尔湖,他抒发情感:“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几万年来,贝加尔静观自然界和人世间的变迁,以它博大的胸怀温暖过流浪汉的心……像世上任何真正美好的事物一样,贝加尔不仅有着美丽的外貌,更有着美好的内在世界、独特的性格与文化。”在静观降雪的沉思中,他赞美道:“雪是美丽、是丰厚,是和平、是温柔。世界需要雪。”

“国家‘863计划’实施至今这些年,是我最繁忙、压力最大和绞尽脑汁的一段时间,也是学得多、进展大、体会深的一个阶段,是从事大科学系统工程研究的宝贵实践。”回忆从“核”到“光”的科学道路的又一次转折,杜祥琬深有感慨地说起刚刚过去的这20多年。

而当“两弹”元勋邓稼先去逝,杜祥琬痛心疾首——“筑成大业入史册,深沉情爱留人间。世上之人谁无死?精忠报国重天山!”2005年,被杜祥琬称为“良师益友”的彭桓武90寿辰时,他以一首诗表达敬意:“物理理论功底深,严谨治学见精神。辛勤耕耘育人才,两弹事业立功勋。九十春秋求深新,学界泰斗仍谦逊。肃然起敬前辈师,童心不泯永献身。”

支柱

人才是最宝贵的。杜祥琬在工作中注重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特别关注青年一代的成长。1991年,他担任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专家组首席科学家后,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青年激光学术交流会”,还设立了“激光技术青年基金”,把有潜力的中青年业务骨干安排在实验总指挥、专题负责人的岗位上进行锻炼。

在四川绵阳科学城,随处可见令人肃然起敬的十个大字:铸国家基石,做民族脊梁。这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院训。对于曾在研究院担任副院长的杜祥琬来说,那是他坚守一生的信念。“人活在世界上当然要有物质基础,但一定要有精神支柱,这是我一辈子的体验”。杜祥琬说,从他童年时代祖国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到他少年时代迎来新中国的曙光,从他青年时代的苏联同学认为高科技在中国无用武之地,到他数十年孜孜以求,他始终追求的科学信念,就是做这样的一个科学家——铸国家基石,做民族脊梁。

杜祥琬深知,“863”计划开创的战略高技术事业是一场长期的国际竞赛,需要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在《抒怀——赠青年朋友》的诗中写道:“人生脚步坚实走,众友齐心同奋斗,艰难磨砺开新路,并非闲白少年头。少年头,后生可赞,再织锦绣!”

“我一生下来,国家和民族就处在深重的苦难中,我最早学会的歌是母亲教我们唱的抗日歌曲《伟大的吕梁》和岳飞的《满江红》,我后来做国防科研,搞核武器研制等工作,身逢其时,就想每一个人都要为国家强大、为民族独立而努力,我的这个观念非常强烈和清晰。”

近年来,杜祥琬被聘为数所知名大学的顾问,除培育了几十名博士生、硕士生外,还利用外出开会、参加学术活动等机会,到一些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为渴望成才的莘莘学子和年轻的科研人员讲课,鼓励他们发扬老一代科学家的精神,用自己的学识报效祖国。

杜祥琬时常给青年朋友、给大学生讲这个观点,他深情地举出前辈科学家的例子,讲得十分真实、质朴而感人。彭桓武老院士当年从英国回来时,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说:“中国人回国不需要问为什么,不回来才要问为什么。”郭永怀为了建设新中国从美国回来,几百页研究手稿过不了美国的海关,就亲手烧掉,他妻子痛惜地说,那都是你的心血呀!他指着自己的头说,都在这里头呢,我回去还可以写。杜祥琬充满敬佩地说,这些前辈科学家都是要回来为国家干事,做国家和民族的脊梁啊。

杜祥琬奉献爱心,资助多名优秀贫困大学生的事,更是被传为佳话。有的学校还用他资助的经费设立了“杜祥琬院士奖学金”,资助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当记者谈起这些事时,他平静地说:“我这一点儿资助是微不足道的,只是表达一点儿心意。同时,这也是我了解社会,了解大学生的一个渠道。”

为了在第一线搞科研,杜祥琬担任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所副所长推迟了九年;为了不负国家重望、把强激光技术迅速搞上去,杜祥琬再次放弃了担任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机会,在基层工作的时间又得以延长了七年。但说起往事的时候,杜祥琬只有平静而朴实的一句话:“激光专家组的工作需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每一次选择,杜祥琬都是以国家和事业为重。

杜祥琬的夫人毛剑琴是他北京大学的同学,也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第一位女博士,现仍担任该校教授。拿杜祥琬的话说:“‘文革’中,我们同甘的机会不多,共苦的考验很长。在那些灾难的岁月,我们两人总是在风雨中同行。在我极度繁忙的工作中,她给了我足够的理解和支持。”为此,杜祥琬写了一首诗:“共渡灾难时,困苦见真心。支持我事业,安慰不顺心。内外重负荷,凡事皆认真。但愿人长久,共勉知我心。”

1980年,在中国物理学会年会上见到当年曾主持选派学生去苏联学习原子能的钱三强先生时,杜祥琬十分感激地对钱老说:“您是改变我生活道路的人。”钱老问:“你后悔吗?”他朗朗而答:“一点都不后悔,追随您的事业,我感到很荣幸!”这是杜祥琬的心里话。

“几十年来最深的体会之一是‘学无止境’。”每当工作转入新的阶段时,杜祥琬都会认真学习和钻研新的知识,在把握工作全局的同时,力求学得深一些。在他卸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工作不久,2002年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他除了负责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外,还分管能源学部的工作,他又以相当大的精力学习与能源有关的知识,比较系统地参加了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的研究,特别是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及国际合作,发表了《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等论文。他还主持了“反恐科学技术问题研究”的咨询课题,组织几十位院士和专家完成了四部专著和四部科普丛书,他提议并主编了《公众应对恐怖事件常识》一书,这本通俗读物采用图解的形式告诉公众有关爆炸、生物、化学、核与辐射恐怖活动的基本知识、应对措施。

选择

铸国家基石 做民族脊梁

1998年,在被选为留苏预备生、在北京大学和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学习、在我国核物理研究和强激光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杜祥琬,已在学习和研究的科学道路走过四十多年的人生岁月,到龄了,也到届了,他准备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任上退下来了。但组织上找他谈话,因为工作需要,希望他留任一两年。杜祥琬只好受命继续工作,直到2001年卸任。

在采访中,杜祥琬谈得更多的是他对科学精神的思考,对创新思想的感触。他曾在清华大学作过一场题为“做民族的脊梁”的演讲。“铸国家基石,做民族脊梁”这句话后来成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院训”。从这句话开始,回顾几十年的科技生涯,特别是结合老一代科学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奉献精神,杜祥琬畅谈了他对科学精神和科学家品格的看法。

没想到,2002年中国工程院领导班子改选,杜祥琬完全不知道自己被院士们提名为副院长候选人。直到临投票前几天,徐匡迪院长找到杜祥琬谈话时他才得知。结果他被院士们选举为副院长,又开始了一项全新的工作——院士队伍建设和从事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咨询研究。

“有幸从事科技事业的人,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为科技事业献身的精神。”杜祥琬说,“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其根本目的都应该是造福于全人类”,因此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是科学家的首要品格。杜祥琬举例说,在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科技发展中,有很多这样的榜样科学家,如“健康生命全不顾,精忠报国重天山”的邓稼先;如在飞机失事被烧死的时刻,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使两人腹部间装有重要机密资料的公文包完好无损的郭永怀等。他们不仅创造了载入史册的业绩,也创造了与崇高事业相称的核心价值观——“铸国家基石,做民族脊梁”。以此为背景,杜祥琬在2006年欧美同学会论坛上作了题为“新时代‘海归’的继承和创新”的演讲,在青年朋友中激起了十分热烈的反响。

半个世纪的科学之路,杜祥琬服从国家需要数易专业,以至于人们说,国家需要是他“永远的专业”。问起杜祥琬在半个世纪科学道路上追求和前进的最强劲动力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个人对科学探索的兴趣!”

杜祥琬强调的第二个基本品格是唯真求实,无论搞基础科学还是搞应用科学,都必须脚踏实地、潜心钻研。他说,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比如激光研究,出光就是出光,没出光就是没出光。“100件事,做好了99件,还是出不了光,必须做到百分之百。”远红外自由电子激光就是一项这样的研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一支青年团队,攻关数年,未能出光,这样长期“坐冷板凳”,很不好受,有的人几度想要放弃。杜祥琬从科学技术上分析自由电子激光无可替代的优点和可行性,为他们打气加油。经过8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在2005年成功出光,并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基础研究成果的第三项。他认为,精密的高科技研究,容不得一点浮躁,不允许半点马虎。在今天的中国科技界,尤其要提倡远离浮躁、静心钻研的学风。

杜祥琬将他从事科学研究的这两个动机,比喻为两个轮子,他说两个轮子一起转动起来,才会有更强劲的力量。当有人提出追求个人利益也能成为一个动力时,杜祥琬说自己并不否认这样的动机也可能带来成就,但“许多科学上有分量的成就都是来自非功利的追求”,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时只是个一般职员,国家也没有给他科研任务、给他奖励,他也没有想当院士、想评教授,他是出于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

杜祥琬谈到的第三点是创新精神。他说,20世纪物理学突破了已有的概念,创立了革命性的新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探索的终结,人类的未知远多于已知。科学技术领域的发明创造和集成创新也将是永无止境的。对已有的成果说“不”,对权威说“不”,既需要有敢想敢说、追求真理的勇气,更需要严谨深入的实干精神。他认为,整个科学技术史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不断跨越的历史、人才辈出的历史。自主创新能力是核心的竞争力,在今天的中国更要提倡开放的自主创新。

“说实话,我走上科学道路时也没想过当什么,我们那时没有职称制度,没有院士制度,靠什么激励自己呢,就是一心要实现国家意志,靠的是这个精神支柱,觉得这是有价值的。”杜祥琬说,在市场经济和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可能有的年轻人会觉得这是老话老观念了,“但我坚信: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有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价值观,问题就看你选择什么。这一点永远是不会错、不会过时的。”

杜祥琬对哲学一直很感兴趣,早在上中学时就喜欢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通俗哲学读物,并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和科技领导工作中,自觉运用哲学思想作指导。他深有体会地说,作为一个工程科技工作者,我特别感受到工程实践中哲学问题的丰富,它存在于工程活动的全过程。一名优秀的工程师要学习、研究和运用工程哲学,力求具有较好的哲学素养。他概括说,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实践都需要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需要哲学的思维和智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仅是思想方法、思维武器,也是可以转化为物质的精神力量。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精深的哲学造诣是科技工作取得成功的要素之一,也是历史上许多卓越学者的共同品格之一。

结束采访,我在德胜门城楼边回望中国工程院那幢质朴而坚实的大楼时,杜祥琬那掷地有声的话语还清晰地回荡在我的耳畔——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和民族,都需要、也必然会有一代又一代的人选择崇高的价值观;充满希望、富有朝气的中国,需要有更多优秀的青年选择为了祖国的需要而努力的道路。

“从核武器到强激光,都是体现国家意志和利益的高科技。我生活轨迹上的每一次转折,都是由国家科技发展的需要决定的。”在即将结束采访时,杜祥琬深情地概括说,“几十年下来,我形成了理论和实验紧密结合的习惯,形成了和众多同事一道紧张工作的习惯。大家配合默契、连续奋战,共享科研实践中的焦虑和欢乐,生活清苦而富有成就感。我确信,能有机会为祖国的富强和老百姓扬眉吐气做一点儿实际工作,那是人生最大的享受,是任何物质享受无法比拟的。”

 

杜祥琬名片

杜祥琬,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原籍开封。1964年毕业于原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现任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兼任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强激光与粒子束》期刊主编、强辐射重点实验室主任、大气光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短波长化学激光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原子分子纳米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等。曾任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专家组首席科学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2000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年起,任国家能源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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